【開心鬥一番兌換碼2021】屈原否定論的前世今生_開心鬥一番官方網站

   【青年學者論壇】

   對話嘉賓: 陳靜(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教師)

   王志翔(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翟新明(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主持人:謝君(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師)

   點評嘉賓:黃中模(重慶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 間: 2021年5月8日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們對話的主題是“屈原否定論的前世今生”。馬上就到端午節了,本次對話的主要目的是紀念屈原,同時也想通過對屈原否定論作一個總括性的梳理,來應對每到重要時間節點網絡上就會出現的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權的相關話題炒作,以期引導大眾科學地認識、學習和研究屈原。

   今天的對話主要分成三個部分:一、屈原否定論的歷史梳理;二、屈原否定論產生的原因及論據;三、屈原否定論的學理缺陷。

   首先,關于屈原否定論的歷史,先請翟新明博士給大家梳理一下,其他兩位再作補充。

  

   翟新明: 歷史上的屈原否定論有過兩次大的論爭。第一次論爭從20世紀初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主要發生在中國學界內部,海外漢學家也發出了域外之音。

   漢代以來,學者已對屈原著作權有所 幸運飛艇 質疑;進入近代,廖平最早系統地否定了屈原著作權。在《楚辭新解》(1906)中,廖平認為《楚辭》是天學《詩》的傳記;至《楚辭講義》(1914),又稱《楚辭》即秦博士所作《仙真人詩》《九章》等非屈原一人所作,《史記》所載《漁父》《懷沙》也是托名屈子。從現存著述來看,廖平事實上并未否定屈原的存在,只是否定了他的著作權,但經過謝無量《楚辭新論》記載廖平“屈原并沒有這個人”之觀點,后世多認為廖平為否定屈原存在的第一人,并遭到聞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可謂是歷史的“誤會”。

   其后,胡適在《努力周刊》副刊《讀書雜志》第一期(1922)發表《讀〈楚辭〉》,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真實性表示質疑,認為屈原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針對胡適之說,曹聚仁、徐旭生、陸侃如發表《對于〈讀楚辭〉的商榷》《〈天問〉釋疑》《讀〈讀《楚辭》〉》,認為《屈原列傳》是基本可信的,屈原也是真實的。

   在否定屈原和屈原著作權之余,也有學者將署名屈原的作品指實為其他作者。許篤仁《楚辭識疑》(1933)提出《離騷》作者為漢代淮南王劉安,并認為《懷沙》為賈誼、《九歌》《天問》為漢人所作。1938年,吳越史地研究會出版《楚詞研究》,收入三篇文章,都否定了屈原的著作權。丁迪豪《離騷的時代及其他》(1931)認為《離騷》是楚曲名《勞商》,是漢武帝太初元年稍后楚地人所作。何天行《楚辭新考》認為《屈原列傳》是劉向或劉歆續寫;屈原并不存在,《離騷》的作者是劉安;除《天問》是秦末之作外,其他的作品均是漢人所作。衛聚賢《離騷的作者——屈原與劉安》(1937)也認為《離騷》是劉安所作,“屈原”之名為賈誼偽造,司馬遷故意將《離騷》系在屈原名下。

   1951年,光明日報《學術》欄目發表朱東潤《楚辭探故》四篇,認為《離騷》的作者是劉安,為漢武帝建元二年十月作;除《天問》是戰國楚人所作外,其他楚辭作品皆作于秦漢之間。郭沫若、楊樹達、沈知方等發表文章對朱東潤的觀點進行批判,但朱東潤沒有回應,此次爭論也就不了了之。

   中國學界內部的這一爭論也引起了歐美漢學界的關注。德國萊比錫大學漢學教授孔好古遺著《中國藝術史上最古老的文獻——〈天問〉》(1931)認為胡適、陸侃如的質疑缺乏足夠的證據;鮑潤生在《屈原的〈遠游〉》(1927)、《屈原的生平及詩歌》(1928)中批判胡適、陸侃如的觀點,論證《遠游》為屈原所作。哈佛大學教授海陶瑋《屈原研究》、劍橋大學教授霍克斯《楚辭》英譯本的寫作也受到這一論爭的影響。等到1953年屈原入選世界和平理事會“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國內學界對屈原的真實性也就再未有公開的質疑。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第一次屈原否定論之爭長達五十年之久,但直到日本學者稻畑耕一郎發表《屈原否定 鬥陣歡樂城 論系譜》(1977),才首次將從廖平到朱東潤的觀點冠以屈原否定論之名,并再次引發大陸學界的關注。

   第二次論爭從20世紀60年代延續至80年代,始于日本學界的研究,進而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與系統批判。

   岡村繁在《日本中國學會報》第18集(1966)發表《〈楚辭〉與屈原——關于主人公與作者的區別》一文,認為《屈原列傳》不可信,《離騷》《哀郢》都是屈原死后不久對其記憶猶新的詩人的手筆。1968年,大修館書店出版的《中國文化叢書》第五種《文學史》中收入了鈴木修次《〈楚辭〉與屈原傳說》一文,認為屈原名下流傳的作品是圍繞著屈原傳說,經過了一個時期,由不確定的多數人集其大成而產生的文藝作品。三澤玲爾最早在《親觀察》復刊第1號(1968)發表《古代楚國的悲歌》,否定了屈原存在;又在《八代學院大學紀要》第21號(1981)發表《屈原問題考辨》,認為《離騷》不是由屈原創作,而是經過古代多數詩人之手加工而流傳下來的一種民族歌謠;屈原完全應該視之為傳說性的人物。

   上述論著均在日本 明星三缺一 發表,國內難得一見。1983年,黃中模教授邀請韓基國翻譯并發表三澤玲爾和稻畑耕一郎的論文。1983年8月,遼寧師范學院舉辦“屈原學術研討大會”,國內期刊也相繼發表了多篇批判論文。1 娛樂城 984年端午節,四川師范學院舉辦“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展開以“清算新舊‘屈原否定論’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這次論爭即以中國學界對日本學界的集體批判而宣告結束。可以說,正是因為日本學者掀起的第二次屈原否定論,才間接促成了國內對屈原與《楚辭》研究的重視,進而引發愛國熱情和研究熱潮。

   還可提及的是,中國學者的批判也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應,三澤玲爾在《八代學院大學紀要》第32、33號(1988)發表《〈楚辭〉生成過程展望》一文,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家井真《〈楚辭〉天問篇作者考》(中譯本收入《神與神話》1988)認為《天問》是《離騷》之前的作品,作者為劉安;石川三佐男《楚辭新研究》(2002)結合出土文物論證《九歌》等作品作于漢代,這些都延續了屈原否定論的基本觀點。此外,臺北麗人書屋還曾于1969年出版唐一喬的《屈原,真的沒有這個人》,也屬于屈原否定論的著作,但沒有引起廣泛關注,與日本學界產生的影響更不可同日而語。

  王志翔: 從歷史的角度看,屈原否定論的發端在中國。那么就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在中國漸趨式微的屈原否定論為何又出現在日本?中日學者當時是如何就此問題產生聯系并開始討論的呢?

   在中國諸如廖平等學者否定屈原的觀點出現之后,雖然部分學者對“否定論”做了回應,但相對而言,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爭論其實并不激烈。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或在于中國學者普遍認為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實性是毫無爭議的。如此一來,國內學者對屈原否定論便缺乏系統的反駁。20世紀60年代之后,日本陸續有學者開始接受屈原否定論的觀點并刊發文章,屈原否定論成為國際學術問題。有鑒于此,屈原否定論也成為中國學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學者對屈原問題的關注推動了中日學者間關于屈原問題的討論。

   1983年,《重慶師院學報》刊發了陳守元、黃中模、稻畑耕一郎及三澤玲爾討論屈原否定論的四篇文章,拉開了中日學者間關于屈原否定論論戰的序幕。特別需要提出的是,經過四川師范大學湯炳正先生的多次努力,1984年成都召開了全國性的“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此次會議集中了當時國內研究《楚辭》的主要力量,批駁了國內外的屈原否定論,將中日學者關于屈原問題的論戰推向高潮。同年,齊魯書社出版了湯炳正先生的《屈賦新探》,書中對屈原出生年月、《屈原列傳》《楚辭》成書等問題的考察,也是對屈原否定論的回應。之后的1985年,中國屈原學會成立。1987年和1990年,黃中模先生的《屈原問題論爭史稿》和《中日學者屈原問題論爭集》先后出版。1996年,趙逵夫先生的《屈原與他的時代》出版。這些著作是當時學者對屈原否定論討論的代表 球版 性成果,推動了屈原及楚辭研究。

  陳靜: 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點是在第一次屈原否定論論爭中,還有一位重要的學者曾對屈原否定論進行過批駁,他就是朱維之先生。朱維之先生1925年在《青年進步》雜志上刊發了名為《楚辭的研究》的文章,從司馬遷其他作品涉及屈原生平,以及司馬遷同時代的人對屈原有敘述這兩個方面來證明屈原生平是可靠的,并不局限于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來反駁胡適,可以說是比較高明的。

   還有一點是在第二次屈原否定論論爭結束后,幾乎再無人否定屈原的存在。但在2017年,臺灣學者龔鵬程教授接受環球網的采訪,并推出了《楚辭?愛國詩人?說說屈原這筆糊涂賬》一文,認為“未必有屈原這個人”,并列出了三點理由來否定屈原。當然,南通大學的周建忠先生很快就寫了一篇名為《楚辭學是門真學問》的文章,刊登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版上,對龔教授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周先生說屈原否定論的很多說法已經被楚辭學界駁斥了,沒有市場了。龔鵬程教授的言論沒有引起太大反響,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王志翔: 那么,屈原否定論到底為何出現?持“否定論”者有何論據?今日來看,“否定論”出現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文獻本身的問題、學術研究的時代風氣、研究者的方法及論證邏輯等方面,具體如下。

   記載屈原的史料及屈賦文獻本身的問題,是屈原否定論出現的第一個原因。持否定論者的立論依據如認為先秦文獻中沒有關于屈原的記載、《屈原列傳》有不合理之處、司馬光《資治通鑒》中也沒有記載屈原事跡。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否定論者所說,今日可見的先秦文獻中沒有關于屈原的記載,但我們并不能據此否認先秦時期沒有記載屈原的文獻,也不能推斷司馬遷在寫《屈原列傳》時沒有看見記載著屈原事跡的先秦文獻。西北師范大學的趙逵夫先生曾作《〈戰國策·楚策一〉張儀相秦章發微》,認為《戰國策》中有關于屈原的史料,肯定了屈原的真實性,推翻了先秦文獻不載屈原的觀點。又如《屈原列傳》中的問題,胡適于《讀楚辭》中稱:“《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就此觀點看,盡管《屈原列傳》中的確有后人增補的內容,但若以后人增補的文獻否定《屈原列傳》通篇的內容,并得出“楚辭作于漢代”或“劉安作楚辭”等觀點,無疑是不妥當的。關于日本學者三澤玲爾因《資治通鑒》不載屈原而否定屈原的觀點,黃中模先生以司馬光所作《五哀詩·屈平》等材料為證據,說明“司馬光對屈原十分尊崇,對《史記·屈原傳》所作的屈原和《楚辭》的評價也是十分贊同的”。

   屈原否定論出現的第二個原因與特定時代的學術風氣相關。廖平及胡適最初討論屈原問題的時間恰好是中國疑古思潮最為活躍的時期。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不僅屈原被否定,整個先秦時期以三皇五帝為系統的中國古史觀也被全盤推翻。顧頡剛所說的“層壘的”古史觀,與胡適稱屈原為“箭垛式”的人物有相似之處。疑古學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但若疑古太過,則弊大于利。由參考文獻可知,在司馬遷之前,賈誼在《吊屈原賦》中就認為屈原自沉于汨羅。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也明確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不但認同屈原是真實歷史人物,還對屈原沉淵處進行實地考察。

   屈原否定論出現的第三個原因與否定論者的研究方法和論證邏輯相關。如胡適的治學方法是“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但胡適往往將假設作為他論證的前提和最終論證的結果,因而難免有臆斷之嫌。“否定論”者更為普遍的問題表現在他們的論證邏輯上。如何天行認為《離騷》與《淮南子》中有大量共同的神話傳說,由此判斷《離騷》作于漢代;三澤玲爾認為古以色列集體創作的《約伯記》與《離騷》有相似的主題,故《離騷》也當為集體創作,而非屈原個人所作。諸如此類論據,在邏輯上都是錯誤的。

   另外,日本學界出現屈原否定論還有其獨特原因:一是受到中國屈原否定論者觀點的影響;二是如趙逵夫先生所說,在日本“很多人不知道屈原”,歷史上廣泛流傳于日本的中國文學作品多是明白易曉的詩歌,屈賦并不在其中。

  陳靜: 屈原否定論產生的原因,中日雙方有所區別,又有共同之處。共同的原因,除了“文獻不足征”,還有就是屈原研究的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學界對屈原的生卒年、世系、官職、具體作品的創作時間等聚訟紛紜。這樣一來,自然會使一些學者感到困惑,進而引起懷疑。不同之處在于日本屈原否定論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日本持屈原否定論的學者幾乎都采用了西方的理論和方法,比如用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神話原型批評理論等來研究屈原及其作品。但同時,他們又沒有將這些理論和方法與屈原及其作品本身,以及其產生的時代特征、文化背景等進行很好的結合,而是簡單生搬硬套,于是得出了屈原是傳說中的人物,《離騷》是民族歌謠等錯誤結論,進而懷疑、否定屈原。

  翟新明: 除疑古思潮外,還應注意到最早的屈原否定論者廖平所具有的好奇求新風氣。廖平的老師、湖南學者王闿運就具有好奇求新的治學特點,其《楚辭釋》稱宋玉《高唐賦》為屈原之軍事奇謀,可稱奇崛;廖平作《楚辭新解》《楚辭講義》,可以說受到師承影響,也就更有顛覆傳統觀點的內驅力。

  

   主持人:屈原否定論者的這些論據可靠嗎?能不能據此就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權呢?或者說,屈原否定論在學理上存在什么問題嗎?

   陳靜: 我把它概括為兩大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在論證材料的選擇上,屈原否定論者不夠嚴謹。有些材料本身尚待證明,或存在爭論,他們用這些材料作為論據,就不能讓人信服。如何天行認為《山海經》中的《海外內經》為前漢作品,《大荒經》為前漢以后作品,而《離騷》中的神話傳說多與《山海經》類同,所以他據此認定《離騷》作于西漢。但《山海經》的成書年代是有爭議的,所以這個結論就不可靠。

   第二個方面是,從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看,屈原否定論者對有關資料與論點,或無中生有,或者片面曲解,或者有意忽略,存在牽強附會、以偏概全、主觀臆斷等邏輯錯誤。這些錯誤的研究方法陸永品、毛慶、黃剛等先生曾經進行過概括,有以下幾點:

   一是牽強附會。把毫無關系的資料和《楚辭》相關聯,作為否定屈原或其著作權的證據。比如廖平先生憑借《史記·秦本紀》中記載秦始皇讓七十博士作仙真人詩一事,加上《楚辭》中的作品多篇存在語意重復的現象,就認定《楚辭》是秦始皇讓七十博士所寫的命題作文。他所依據的事實基礎非常薄弱,沒有經過嚴格的考證就把毫無關系的事物強加聯系,稍加推敲,就能駁倒。所以郭沫若先生駁斥廖平先生的觀點,只用了兩個理由:一是《離騷》有“名余曰正則”,秦始皇避諱政字,連正月都要改成端月,哪有他的臣下做詩敢用正字?二是秦人所作的刻石辭等韻文,都是以四字為句,而且質實,和《楚辭》的氣韻格調完全不同。

   二是以偏概全。以小論大,片面地根據局部問題來推論、代替全部。比如屈原否定論者因發現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的一點問題,就懷疑一切,認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不可靠,進而認為《史記》不可靠,屈原也不存在。且不說他們所列舉的疑點并不能證明《屈原賈生列傳》不可靠,即使《屈原賈生列傳》有問題,也并不意味著屈原不存在,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這二者并“沒有必然的聯系”。

   三是主觀臆斷。不依據客觀事實,沒有經過嚴格的歷史考據,僅憑個人的臆測就得出結論。比如胡適先生認為屈原不會存在于秦漢之前,因為秦漢之前不會有屈原這樣的忠君觀念。反駁的學者很容易就指出這樣的忠君觀念是存在于秦漢之前的,比如《論語》中就有,比如春秋時期楚國的鐘儀、申包胥身上都體現著濃厚的忠君觀。這也是屈原否定論者對文獻研讀不認真的表現。

   四是假設推理。以沒有根據的假設代替史實,并以假設為前提,然后再用推理的辦法,得出結論。但由于前提是假設的,前提不正確,結論自然也不可能正確。陸永品先生認為這是屈 開心鬥一番 原否定論者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失誤。比如三澤玲爾先生在論證時常使用“如果是……是,……那么……就同……一樣……大概早就不容許……”這種假設推理的句式。可以看出他的前提是假設的,推論過程也充滿假設,在重重假設之下,結論自然也是猜測性的。再如朱東潤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指出他把假設作為前提,得出的當然就是“大致”“可能”“似乎”一類猜測性的結論。憑借這些假設推理來否定屈原的存在,自然是錯誤的。

   五是有意忽略。只選取能證明自己主觀觀點的材料來論證,對大量真實可靠的材料置之不理。比如何天行認為《離騷》是劉安所作,《離騷》中用了許多修字,比如“修名”“修能”等,是劉安為了避父親劉長之諱。但實際上,《離騷》中同樣用了許多“長”,比如“長顑頷亦何傷”“長太息以掩涕兮”等,就被何天行忽視了。

  王志翔: 湯炳正先生曾使用阜陽漢簡中早于劉安時期的《離騷》《涉江》殘句,推翻了否定論者認為“劉安作楚辭”的觀點。此外,漢代文本多用小篆或漢隸書寫,但戰國時期生活在楚國的屈原無疑是用楚系文字書寫楚辭的。近些年來新發現的戰國楚簡如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及安大簡等,為我們提供了屈原時代楚地文字的真實形態,其書寫風格與漢代迥異。如此則可以說,經秦代“書同文”“焚書”和秦末戰亂后重新書寫于西漢的楚辭作品早已呈現著新的面貌。文字的隸定必會使漢代楚辭文本展現出與戰國楚辭文本不同的面貌,但若據漢代楚辭文本的書寫時代去判定楚辭的創作時代,則無疑也是不合理的。

  翟新明: 其實屈原否定論所有的學理缺陷都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否定論者是先有否定屈原或其著作權的觀點,然后再去尋找材料來支撐其觀點,所以他們在材料選取、論證方法上的錯誤,都是因為要去論證一個錯誤觀點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主持人:通過今天的對話,相信大家對屈原否定論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總之,屈原否定論是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產生的,在沒有任何實質證據的情況下,采用以偏概全、主觀臆斷以及假設推理等方法,試圖從根本上否定屈原的存在或是屈原的著作權。可以說,屈原否定論就是無稽之談。當然,從學術史角度來看,屈原否定論也有其積極意義。雖然它存在種種缺陷,但也開啟了學界對傳統屈原與楚辭研究質疑的反思,現代楚辭學正是在駁斥屈原否定論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新時期以來的楚辭研究熱潮最早也是在屈原否定論的刺激下興起的。

   最后,我們再強調一下,屈原作為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先賢的事實不容否定;屈原作為《楚辭》的代表性作家,創作了包括《離騷》《天問》《九歌》《九章》等在內的一系列驚才絕艷的作品的事實不容否定。屈原作為偉大的政治家與愛國主義詩人,他的人格精神與文學作品對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我們永遠繼承和發揚。